作者：Helen Li（李颖生）
行善曲线上的6个层次
慈善家的行善过程，常常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正如任何学习，它也通常会呈现出一个曲线状态。在长期的慈善顾问生涯中，TPI的创始人、战略慈善之父Peter Karoff发现，在慈善家的行善曲线上，通常有6个层次。一个慈善家，也许会在这条曲线上不同的阶段进入，在各个阶段上所停留的时间也各有不同。虽然每一个阶段都有各自的风景，但无限美好，尽在顶峰。
第一层次：捐款做善事
促使你开始捐款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宗教信仰、家庭背景、工作场所或者社会的压力、朋友的影响、生命中的某些事件、甚至也许是看到某个场面、听到某个故事所激发的感动；你捐了一次，又一次，捐款逐渐成为生活中一项稳定的支出，让你感觉自己是个好人。可是，慢慢地，让你捐款的请求越来越多，而捐款带给你的满足却没有同比增加。在这个阶段，你的捐赠额也许不大，但你捐给各种不同的机构。
第二层次：捐赠逐渐变得有所规划
随着捐款增多，你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开始察觉哪些捐赠能带给你更多的满意度和满足感。你开始调整自己的捐赠优先级，也开始对一些募款请求说不。在这个阶段，你捐赠的机构少了，但捐款金额却增加了。
第三层次：捐赠开始变得有战略性
你逐渐清楚自己对哪类问题真正感兴趣，你开始围绕这些问题，做研究、咨询专家、向关注同类问题的基金会学习、访问相关非营利机构，你开始学习，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哪些不同的途径。在这个阶段，你的捐赠开始变得更为聚焦。
第四层次：捐赠开始关注结果和长期影响
在这个阶段，你开始关注评估，你希望明确知道自己的捐赠，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你不再像从前那么关注一个非营利机构“做”了什么，你更乐意帮助一个非营利机构拓展资源、提高能力、寻找和培养优秀人才。你更为积极主动地去寻找值得自己支持的机构和个人，而不是坐等公益机构上门募款。现在你已经完全能区分哪些捐赠是出于义务，而哪些捐赠真正是你慈善的一部分。
第五层次：让自己的捐赠实现杠杆效应
在这个阶段，你日益明晰自己的捐赠究竟需要达成什么特定目标。你开始采用联合资助、倡导等各种方式，以终为始。在你所关注的领域，你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逐渐能分辨哪些方式和途径，可能实现真正的改变。
第六层次：慈善涅槃
你的慈善活动，与你内心深处的价值观、激情、兴趣达成了一致。 慈善成为你生命中最为激越、最为满足的一部分。
几个案例
1、比尔·盖茨的跨越式成长
盖茨的慈善经历，有几个转折点。他出生在一个慈善传统非常深厚的家庭，父母都热衷于慈善活动，母亲出任多个非营利机构理事，更是当地联合劝募（United Way）的第一位女性总裁。捐赠及帮助他人一直是家庭传统的一部分。1993年，盖茨和梅琳达到非洲度假，被当地的赤贫所震惊。在那次假期中，他们决定要把从微软获得的财富回报给社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们增加了捐赠；但各种捐赠请求让盖茨不胜其扰，而微软正处于快速发展期，他也无暇顾及慈善。这个时期，必须要提到老盖茨，他不断地向儿子传输加大慈善力度的理念。1997年盖茨以父亲的名义成立了私人基金会，由老盖茨和一名微软高管来管理。直到这时候，虽然捐款的金额不算小，盖茨仍然处在慈善曲线的早期。
也是在1997年，盖茨夫妇读到关于大量发展中国家儿童死于痢疾的报道，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开始和不同专家座谈、了解疫苗开发以及这个领域里慈善活动的成功和失败。这个过程持续了差不多2年。2000年，盖茨夫妇成立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与之前的基金会合并，梅琳达专职管理。这时候，他们确定了基金会的2大战略重点，全球范围内以健康为主，美国本土以教育为主。两人常常一起讨论基金会的工作，但盖茨的最初打算是等到60岁以后再专注于慈善。
随着基金会工作的不断进展，盖茨的投入也不断增加。2008年，盖茨正式全职加入了基金会，从此开始了他慈善生涯的一个新篇章，盖茨称“慈善是我和梅琳达生命中最为充实的一部分”。
从盖茨的慈善曲线看来，虽然历经十余年，他并没有从第一阶段慢慢爬行到第六阶段，而是实现了跨越式的成长。很多人会简单地归因于其财富和资源。这个不假，他可以轻易召集世界上各个领域里最好的专家。但还有3个重要的因素，一是老盖茨和梅琳达所打下的基础，二是他的战略头脑和商业机敏，从他开始认真投入慈善时，聚焦和追求结果就始终未曾改变，很难说这不是得益于他的商场经验；三是他善于学习，从盖茨个人网站上的书单，你就可以看出这个大慈善家是如何的求知若渴；他也从错误中学习。盖茨在一次TED访谈中，坦诚刚开始的时候，“很傻很天真”（ Our naive taste was pretty incredible ) ，而且犯了很多错误。但是他们也从这些错误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
2、罗素·贝里的犹疑和超越
Peter Karoff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已故的慈善家罗素·贝里（Russell Berrie）创立了美国著名的RUSS玩具公司，泰迪熊就是他们的经典出品之一。罗素出身贫寒，靠$500起家，但他一直乐善好施，很早就成立了私人基金会。他生性活泼开朗，虽然谈不上“有求必应”，但很长时间里他的捐款倒也的确有点“撒胡椒面”的感觉。但他乐在其中，并不觉得不妥。
直到有一天，他开始做遗赠规划。按计划，一旦他去世，基金会的年拨款额就会从800万美元增加到2500万美元。在规划未来基金会的过程中，罗素也发生了变化。这个一向勇猛直前的企业家犹疑了。一次争论激烈的理事会上，他甚至拒绝了一位理事、也是他最亲密朋友的一个拨款提案。他解释说，“ 我开始觉得我似乎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做决定，我还没有准备好做大笔的拨款。我感觉，如果我们拨款不当，也许反倒会害了一个机构，更糟糕的是，也许会害了相关的人们。这会让我良心非常不安。”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罗素和基金会走上了战略慈善的道路，他开始把企业家精神注入他的慈善，并寻求专业帮助。虽然罗素2002年因糖尿病去世，但至今基金会仍然在罗素和家人深切关注的四个领域传扬着罗素的遗产：犹太文化复兴、糖尿病和医疗创新、职业销售、新泽西社区发展。
罗素在行善曲线上的超越，其实是对自己的超越。 他是直觉感和道德感非常强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他乐于助人，即使很多时候只是“一时冲动”；而当他的慈善捐款增大时，商人的直觉让他开始考量风险，而其强烈的道德感，让他意识到慈善的道德风险。这是很多人在慈善活动中忽略的一面。很多人会考量项目是否成功或失败，却没想到即使“成功”的项目，仍然可能给受助机构或者受助人带来伤害。同样是直觉和道德，在罗素行善的不同阶段，起到了完全不同的作用。
3、两个普通捐赠人的成长
在《Inspired Philanthropy》这本书中，作者Tracy Gary也讨论了Peter Karoff的这个行善曲线，并记录了两个捐赠人自述的成长经历。两人都称不上大慈善家，可是两人都在各自的慈善路上，不断地成长。从规模和影响上看，她们远远不能和那些大慈善家相比，可是她们在各自的慈善曲线上，达到了高点。
Harriet Barlow
HKH基金会执行长，农业和贸易政策研究所理事长
”我花了好几年，才开始明确究竟哪些捐赠能够真正让我充满积极向上和乐观的力量。一类是我日常生活中可以真切触及的，譬如社区花园和装饰、帮助那些我认识的人；还有一类是我无法触及，却可以改变更大的政治经济居民，影响到那些我不认识的人，甚至是在我有生之年无法看到成果的。譬如，在1994年密西西比大洪灾中，我没有捐款去买毯子买罐头食品，但是我捐款给那些支持灾后重建、帮助人们提升信心重塑生活的机构。
我同样认识到我应该在冲动性捐款和战略性捐款中达到平衡。那些充满创意的初创小机构总是能让我立马感觉兴奋，但是我更应该捐给那些我确信能实现目标的机构。这好像一个股票投资组合，你应该很清楚你每个选择的风险和回报。我无意去评判别人的捐赠是否正确是否有效，但对于我而言，我希望我的捐赠能更有战略性，更能反应我这个生命阶段的激情与抱负。”
Pilar Gonzales
非营利机构高管教练，曾获得“印第安人慈善飞鹰奖章”
“我的慈善历程，经历了多年的演变。首先，在我内心深处，我始终认定自己的根－我的爷爷、父亲和我，我们都来自农场，家境贫寒，所以我将一直会捐款给那些代表着农户、土著人、以及其它边缘化人群的公益机构。
我也逐渐认识到，作为一个捐赠人，你开始拥有超越金钱的力量。有时候因为捐了一大笔款，别人会邀请你加入理事会、委员会，做演讲，或者为非营利机构担当顾问。除了金钱，你有了影响力。于是，当我出现在一些慈善晚宴场合时，我会抓住机会去影响那些比我更有力量的人，和他们讨论我所深切关注的问题。
但是，我同时也知道，通过直接服务去触及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对于我同样重要。过去7年来，我一直有个自己称为“手套计划”的项目。 一年里，我会去买好几百双工作手套、帽子、大桶咖啡，一大早到那些移民工等着找零活的聚点，把手套、帽子、咖啡递给他们，谢谢他们的辛苦工作。这样的捐赠，同样让我满足。
捐赠行善也是一个不断挑战自己的过程。很长时间里，我一直拒绝捐款给环保组织，因为我固执地认为，这类组织普遍不关心农户问题。可是，我意识到，如果我希望真正解决我所深切关心的农户问题，应该和环保组织合作，让他们把农户视为环保运动的一部分。于是，我改变了策略，开始捐款给几个环保机构。我始终很满意自己做了这个决定。
同样的，我认为，如果我的捐赠不能超越我所熟悉的圈子，我就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慈善家。我是一个墨西哥裔印第安人，但我一直捐款给白人主导的公益机构。这样的捐款，让我心胸更宽阔，更能共情。作为人性，我们有共同的渴望，无论肤色。慈善是没有分别的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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